11月24日晚,首都师范大学方红教授应邀为校内外七十余名师生做了题为“从《交友论》著译策略看利玛窦的翻译伦理观”的学术报告。此次线上讲座由皇冠正规娱乐平台院长黄立波教授主持。
方红教授首先从翻译文化史视阈切入,阐释了译者研究在翻译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。而后,方教授就关涉翻译伦理及其概念内涵的中外文献进行了综述式梳理,并在此基础上指出:价值决定伦理,而伦理又进一步决定着规范。也即,伦理是“知”与“行”间的桥梁。具体到对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活动的考察中,方教授认为,翻译认知决定着翻译主体对翻译价值的理解,从而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选取和译作的最终呈现。
接着,方教授以上述论述为背景,引出了利玛窦的《交友论》著译活动这一个案。据方教授介绍,《交友论》一书初稿为对话体,以拉丁文和中文成书,后改为语录体以中文刊行;而利玛窦在向欧洲耶稣会推介他以中文著译的《交友论》一书时,又将其译为意大利语。这一过程不但见证了《交友论》经由“译出”模式从欧洲进入中国,又由“译入”模式从中国重回欧洲的译介传播历程,也体现了该书在中外语境下所承载的双重文化角色。就著译缘起而言,《交友论》不仅是利玛窦对士大夫关于西方“友道”的好奇之问的回答,亦是其敏锐的文化感知力的体现,更是其传教之路的有效铺垫。著译策略方面,从选译内容来看,利玛窦有意选择了西方格言中与中国儒学交友观相契合的内容,并用儒家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的观念来阐释友道,体现了“西体中用”的思想。从译介策略来看,利玛窦一方面采用中国文人熟悉的对话及格言体,另一方面由表及里论述了个人友观及国家友观,以此补偿儒学友观的不足,力求宗教伦理及世俗伦理的辩证统一。综上,利玛窦的翻译意图在于借“友道之名”传“西学之实”,该意图在翻译实践中的表现在于:将西方友道融入中国儒学伦理观。
最后,方教授从该个案出发,剖析了利玛窦的翻译伦理观。《交友论》一书的著译规划及其“译出”、“译入”传播模式体现了利玛窦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,利玛窦深知在中国不能以单纯的“传教士”身份直接宣讲福音,只有采取文化适应的策略,才容易获得中国人的认可和接受。这就有必要对自己的传教意图进行一定程度的掩饰和包装,有必要在天主教义和儒家理论之间架设一道沟通的桥梁。在这个意义上讲,利玛窦具有三重文化身份,即西方传教士、儒士和外来“他者”身份。一方面,利玛窦的复合型文化身份决定了《交友论》译介过程中的多重文化考虑:既坚守传教士的本职与初衷,欲借传播西学友观奠定传教事业的基础,还化身为“儒士”主动将西方友谊观融入中国传统伦理观,以此博取中国权贵文人的信任;另一方面,多重文化身份也使其身处中西两大文化传统之间,也要不可避免地徘徊于天儒之间,经历一番矛盾和挣扎,因此,从《交友论》到之后《天主实义》的著译策略变化,也见证了利玛窦多重身份影射下的文化翻译伦理观。
讲座后期,黄立波教授对讲座进行了总结。黄教授指出:方红教授从翻译史研究“以人为本”这一理念出发,先后介绍了利玛窦其人和其《交友论》著译,并在此基础上就相关现象进行了文化史意义上的阐释。该研究脉络清晰,个案分析细致深入,可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参照。最后,方红教授就线上听众提出的问题做出了详细解答,并强调:在翻译史研究过程中,应当仔细考察相关副文本,以还原译本所处的历史语境。本研究中历史语境的还原即有赖于对《利玛窦书信集》及《利玛窦中国札记》等书的细读。同时,在研究对象的选取过程中,翻译研究者可以适当拓宽视野,不囿于对自身已掌握的语言相关的文本的考察,亦可在描写译学思想的指导下,就以其它语言译写而成的作品展开探索。